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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尤其是朱元章终其一生执行的禁海政策，在其死后成为祖训，成为大明官方的最高意识形态，成为文官集团们手中的武器，这就比较恶劣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如宪宗时，皇帝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，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站出来阻止。他先把郑和当年出使西洋的档桉资料藏匿起来，准备销毁，然后劝谏说，郑和下西洋“费钱数十万，军民死且万计，纵得奇宝而回，于国家何益”？

        皇上要命人下西洋，你身为官员，劝阻也就算了，竟然敢藏匿海图。更有史料说他直接把海图烧毁了，这就相当恶劣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若无终洪武一朝的海禁政策，刘大夏敢这么做，估计早被宪宗皇帝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嘉靖时，大明的海禁更是进入史上最严，比“祖训”还要严得多，原因却很无厘头。

        嘉靖二年，日本一下子来了两个使团，都想跟中国进行朝贡贸易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会的大明根本没有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，不知道当时的日本处于“战国时代”，别说来俩，来四个也很正常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官员摆出一副“我们只承认一个日本”的姿态，导致两个使团为争正统，在中国家门口打起来了。这场使团仇杀，最后殃及宁波、余姚等沿途官民，被大明扣上“倭寇侵扰”的帽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天朝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，搬出“祖训”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说服皇帝。嘉靖帝一怒，都别搞了，于是连市舶、朝贡口岸都关闭了，省得有这些破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的官军出动，在海上巡逻，缉捕出洋走私的人。以走私起家的海商们和因此获利的官僚士绅们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暗中联合起来，武装反抗缉私官军，而在史书上，这些反抗者都被贴上“倭寇”的标签，但其实都是大明百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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